袁國友 | 交融與統攝:漢文化在云南多元文化體系中的流變與指歸

眾所周所，云南地區是一個多聚居的地區，文化是云南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近年來，文化的研究、開發趨于興盛，出版了許多以“文化”或“文化學”為題的論著，許多具有直觀性和操作性的文化如歌舞、餐飲、用具也日益被人們搬上舞臺、餐廳和商店。

與此同時，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云南文化并非一個簡單的“文化”所能統攝、涵融完畢的，云南文化并非簡單地等同于“文化”或“少數文化”。云南文化自始至終都是一種多元復合文化，而其基調，則是中原漢族地區傳入的漢文化。

對于漢文化在云南兩千多年的文化流變中所具有的統攝與主干作用，近幾年來，已有學者加以申說。林超民教授在《唐代云南的漢文化》—文中指出：“南詔文化是在中華傳統文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富于色彩的地方文化；南詔文化的發展又豐富了中華的傳統。南詔文化是在漢文化與土著文化的與交融中發展起來的，在研究唐代云南文化時，我們自然而然地著眼于其鮮明的地方特色，同時也應注意到漢文化對云南文化的影響和作用。脫離漢文化孤立地談云南地方文化，要把握云南文化的本質與特點是不可能的?！盵1]金丹元教授在《云南各文化與漢文化之關系論》中也指出，歷史上云南地區在各種文化的碰撞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導向，即云南各文化在同各外來文化的交流時，始終將漢文化放在首位，有時甚至將漢文化置于與本文化平肩的地位，有意無意中視漢文化為正宗，或將漢文化作為一種最重要的參照系數?！盵2]

事實上，漢文化在云南地區的傳布以及云南地區各族人民對漢族文化的學習、吸取與融匯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或者說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這一過程雖然漫長、蕪雜，但也是隱然可尋的。在本文中，筆者試圖通過歷史的回溯與透視，來迫尋漢文化與云南各土著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并由此清理出一個云南歷史文化演進、發展的大致軌跡。

在中華發展史上，先秦及秦漢時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經過先秦數千年的漫長歷史歲月，至春秋晚期，中原黃河流域地區形成了華夏族，華夏族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禮樂教化，與華夏族周圍地區較為落后的戎夷蠻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又經過戰國數百年的紛爭，華夏族的人口進一步擴大，其社會經濟文化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華夏族成為秦人的主體。楚漢戰爭后，，先前的華夏族這時也就成為漢人的主體。華夏族經過幾千余年歷史的因革損益而形成發展起來的社會經濟、、語言、思想、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獨特的生活要素，也就形成為統一的漢文化。十分明顯，至秦漢時期，華夏文化或漢文化已經具有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獨特的社會功能，在當時中國境內的各種文化中具有優勢的地位，不僅對當時的漢族具有強烈的規范制約和涵化作用，而且對當時四夷各也已開始產生文化的輻射作用。

在中原地區漢文化正式成型并對漢族人民產生規范作用的同一時期，現今的云南地區，當時正處在所謂“西南夷”時期。兩千年來，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列傳》是關于秦漢時期云南地區各部族的分布狀況及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情況的最為重要的歷史記載。從《西南夷列傳》的記載來看，當時的云南地區盡管各部族的勢力范圍及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狀況極不平衡，但是在現今以滇池為中心的滇中地區，滇王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已發展到一個較高的程度，自夜郎以西，“滇最大”，并且已是“椎結，耕田，有邑聚”，“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即使漢武帝派至滇國的使者，回到長安后也“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以兵臨滇，滇王出降，于是在滇池地區設置益州郡。又賜滇王王印，令復長其民。對此，《西南夷列傳》曾有這樣的議論：“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印。滇小邑，最寵焉?！睘楹蔚釃暗嵬跄艿玫饺绱说亩鲗?，千百年來，人們對此一直是或暗或明，直至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人們才獲得了全然的了解，這就是在西漢時期，滇池地區的滇國已創造出了一種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這種青銅文明所具有的獨特社會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在今天也令人嘆為觀止。而這種青銅文化，在文化的內涵和指向上與當時中原地區的漢文化是旨趣各異的。

這里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即云南地區與中原內地的大規模交往始于何時，中原華夏族一漢族的文化何時傳入云南地區。在武帝以兵臨滇、置益州郡以前，云南地區與內地交往的大事史有明載有這樣兩件：第一，莊蹻入滇?！妒酚?西南夷列傳》對此事的記載是：“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标P于莊蹻王滇事，學術界素有爭議。筆者認為，莊蹻入滇對當時滇池地區的文化并無太大的影響。據一些人的研究，莊蹻入滇應在楚頃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前后)，[3]而在此時，滇池地區的青銅文化已經獲得了較大的發展，而在此之前，考古發掘表明楚雄萬家壩、祥云大波那、江川李家山等地的青銅文化也已各具特色、鼎足而立，而江川李家山的一座墓經放射性碳素測定，為公元前625±105年。[4]這足以證明，滇池地區的青銅文化是自成體系的。另外，《西南夷列傳》又稱：“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惫貌徽撉f蹻入滇后，滇王之位是否為莊蹻后裔一脈相承，即便如此，對滇池地區的文化恐也不會有太多影響，因為莊蹻及其部屬入滇后，曾不得不“變服，從其俗”才能長之，況且楚國當時自身也是華夏族之外的“蠻夷之邦”，連楚王自己也自認為“我蠻夷也”。第二，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對于這件事，我們似乎也不能估計過高，因為不僅秦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多年，而且即使至西漢武帝時，當時朝廷對滇池地區各部族的狀況也是所知甚少，不明所以，處于道聽途說的狀態之中，直到以兵臨滇后，各種情況才多所了解，這說明，武帝以前，中原內地與西南夷地區是處于相互隔絕的狀態中的，幾乎沒有太多的文化交流。

由上論說，我們可以看到，秦漢以前，無論是中原漢文化還是云南地區的各部族文化，均處在各自的初始發展階段，各自都在完成自己的最初形態，其間雖有過若干交流的努力，但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絕的狀態下迎來自己的朝暉的。

如果說在漢武帝郡縣西南夷以前，云南地區由于特殊的地域特征和歷史發展內在固有的動因，與周圍各文化圈沒有進行過具有歷史意義的交流，而處于所謂“西南外夷，別種殊域”文化態勢的話，那么這也是歷史發展自身的進程使然。在稍后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將看到，云南地區恰由于其特殊的地域特征和分布而成為吸納融合各種文化的天然交匯之地。對于這一點，中外學者均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和說明。早在本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學者海倫?査平在《云南的觀音像》—文中即已指出：“他們（云南人）在思想意識和藝術風格兩方面，將亞洲各個地區聯結起來，并使我們領悟到，云南是最為有趣的熔爐之一，印度、西藏、尼泊爾、緬甸、中國和印度的各種特質都在這一爐中熔化混和?！盵5]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從中國內地漢族地區傳入云南地區的漢文化。

在中國歷史上，漢唐土間一千余年的歷史時期是中國文化從成型走向成熟光大的重要時期，作為這一時期開端和結束的兩個強大王朝漢和唐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兩個高峰。而漢和唐都與當時的云南地區發生過極富文化意義的各種交往和交流，并且這種交往和交流對內地的歷史進程和云南地區的歷史發展都曾產生了值得注意的歷史影響。而這一時期漢文化在云南地區的播遷和與云南各土著文化的交融接觸便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化史焦點。

在云南歷史上，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漢武帝在滇池地區設立益州郡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事件。伴隨著益州郡的設置，、理還亂的復雜歷史關系，，也表現在文化上，，構成了漢唐間漢文化與云南地區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復雜而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

對于漢唐1千多年間云南地區的地方文化，人們多用爨文化和南詔文化來概稱之。而爨文化和南詔文化恰恰表征出了這一時期云南地方文化的時代特色及文化特色。

這里，我們先概略地把這一時期云南歷史發展中的重大事件作一展示：西漢武帝元封二年在滇池地區設置益州郡；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滇西設置永昌郡；蜀漢時，南中大姓反，諸葛亮遣兵平定之，置庲降都督統領南中地區；晉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在南中地區設置寧州，為全國十九州之一；東晉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以后內地擾攘不寧，寧州遂為大姓爨氏獨霸，唯奉內地王朝正朔而已，此種局面直到隋初史萬歲南征為止；唐初，積極經略云南，扶持南詔蒙氏統一洱海地區；天寶初，唐與南詔發生大規模戰爭，關系惡化；在南詔王異牟尋在位時，與唐和好，此后時戰時和，直至唐末。

非常明顯，，在漢至唐的1千余年間，，這種爭斗從總的局面上來看，，。。

實際上，從更廣泛的背景上看，漢唐間云南與內地的這種爭斗實質上也是漢族文化與云南地方文化的爭斗，這種爭斗的結局便是漢文化在云南地區的迅速傳播和云南地區各種文化特質的雜然并存與多元文化體系的初步形成。這種文化特色在爨文化和南詔文化中得到了相當鮮明的體現。

爨文化的研究近幾年來獲得了較大的拓展，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盡管在許多問題上學術界的看法不盡一致，但對于爨文化的基本內涵和基本特征學者間則取得了許多共識。這就是爨文化是指自晉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晉滅蜀李氏，南中大姓爨氏稱霸南中，至唐玄宗天寶五載（公元746年）被南詔蒙氏所滅四百余年間，西爨白蠻和東爨烏蠻兩個不同的人們共同體所創造的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6]爨文化是一種多元復合型文化，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曾受到多種文化的影響，這其中有滇文化、漢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7]

筆者認為，爨文化是一種有著豐富內涵、有著濃烈漢文化色彩的地方文化。漢文化在爨文化體系中有著多種的表現和意義。

首先，漢族移民在爨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般而言，爨文化的創造者是爨地的廣大居民即所謂爨人，爨人包括東爨烏蠻和西爨白蠻。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爨文化作為一種區域文化，。而這些大姓，從現在的研究來看，又無一不是來自內地的漢族移民。南中地區漢族大姓的由來甚久，遠在蜀漢時，，他們與當地各首領聯合起來，，故之，史籍中多以“大姓”和“夷帥”（或“渠帥）相對舉而言。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大姓勢力有更大發展，控制了南中的政局?！度A陽國志?南中志》稱：“大姓焦、雍、雷、爨、孟、董、毛、李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敝劣谑来毎阅现械撵嗍霞易?，更是內地漢族移民之后?！鹅帻堫伇贩Q：“其先世則少昊、顓頊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也。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不傾?！剪邼h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乃祖肅，魏尚書仆射河南尹，位均九列，舒翮中朝。遷運庸蜀，流薄南入，樹安九世，千柯繁茂，萬葉云興。鄉望標于四姓?！?/span>

可以肯定，作為南中地區上層統治集團的漢族大姓對于爨文化的形成、演化及其文化特征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與此同時，四姓以外的大姓漢族移民也對爨文化的基本內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正因為此，史籍在提到南中居民時，常用“夷漢”“夷晉”[8]“戎晉”[9]“宋夷”[10]來作為概括性名稱。

其次，爨文化中具有相當突出和鮮明的漢文化要素。這表現在語言、生活習俗、服飾、宗教信仰多方面。

書面語言使用漢文、漢字。著名的《盂孝琚碑》《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等就是傳世至今的明證。而《孟孝琚碑》等不僅文辭雅麗，而且書法卓絕。如《爨寶子碑》“出于蠻滇，……然其高美，已冠古今”，“樸厚古茂，奇姿百出”，“端樸若古佛之容”，[11]而《爨龍顏碑》“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12]如此已臻極品的碑刻出現于云南，實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文化傳布南中的一個最為典型而深刻的文化奇觀。對此，有學者發出了這樣的浩嘆：“地處云南的碑刻，本應與江左風流—鼻孔出氣；居然卻會與北碑名碑不謀而合，這實在是書法史上最難以解釋的有趣現象?！盵13]

生活習俗、衣著服飾、宗教信仰與內地漢族相同。昭通后海子東晉霍氏墓的壁畫中，墓主人居漢式房屋，有樓闕、斗拱，使用內地漢族常用的塵尾和儀仗。昭通地區出土的許多墓葬壁畫上，繪有四神或四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圖案，而這也與內地墓葬相同。

作為一種多元復合文化，爨文化不僅具有鮮明的漢文化色彩，而且也具有濃厚的地方文化色彩，這就是漢文化逐漸與土著文化相融合以及土著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土著文化的特征表現在許多方面，語言上，土著“四譯乃與中國通”；婚姻上，土著“娶妻不避同姓，婿不迎親”；葬俗上，土著“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燼，掩以土葬，唯收兩耳”；姓名稱謂上，土著“無名字……唯以長幼次第呼之”，等等。[14]這表明，爨文化具有十分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

爨氏統治滅亡后，爨文化迅速為南詔文化所取代。對于南詔文化，林超民教授在《唐代云南的漢文化》一文中已作了精辟而全面的闡述，這就是“南詔文化是在中華傳統文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富于色彩的地方文化”，南詔文化是在“漢文化與土著文化的與交融中發展起來的”。南詔文化作為一種地方文化同樣滲透著大量的漢文化因素，這就是異牟尋所稱的南詔文化“本唐風化”?？傊?，南詔文化是一種多、多特質、多元素的區域文化，漢文化在其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南詔德化碑》以及著名的崇圣寺三塔就是這種多元文化的典型表征。限于篇幅，這里不再作更進一步論述。?

在云南歷史上，人們習慣上以元、明、清時期作為一個歷史發展階段，而把此前的歷史時期即南詔、大理時期作為一個歷史階段。此種歷史劃分，，確有其道理。但從文化史的演進、發展、變遷來看，則不能反映此一時期云南地區文化發展演進的內在聯系和必然趨勢。也就是說，從文化變遷的角度來看，大理國統治時期實是云南文化發生轉換的一個時期。這里就涉及到對大理文化特質的評估問題。

公元902年，南詔國亡，，公元937年，段思平在原南詔地區建立起大理國。大理國傳國300余年，至1253年為蒙古軍隊所滅。，，較之南詔國，更具較大的地方割據性。因此之故，人們也大多以為大理國從文化上看也是具有強烈的地方性、性和區域性。從一般意義來說，這一看法也有其道理，但從文化變遷和文化體系的轉換來看，大理國的文化卻是上承南詔文化的余輝，下啟元明清時期云南文化變遷的基本程式和軌跡。即是說，大理國文化實是以漢文化為主干，并在基本精神和特質上向漢文化轉換和發展的一種區域文化。

學術界一般認為，至大理國時期，作為大理國主體的白族已基本形成。白族的先民為云南地區接受漢文化影響最深、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其他為高的白蠻。白蠻的主要居住地區為南詔國的中心區域洱海地區，、經濟、文化中心，、經濟交往，而且也是天寶戰爭的主戰場，而天寶戰爭中被俘的數十萬漢族將士后代大多也定居于這一地區。如前所述，南詔文化是吸收了大量漢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種地方文化，從各種情況來看，漢文化在大理國時期是得到了相當的繼承和發展的。這種繼承和發展，可以從大理國與宋王朝的交往中得到深刻說明。

從表面上來看，宋與大理的關系較之唐與南詔的關系是相當疏遠的，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從另一方面來看，在中國歷史上，唐是一個強大的、，而宋卻是處于強鄰四逼、，、經濟、文化的交往，加上所謂“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的錯誤認識，更使宋與云南的聯系遠為疏隔。但從大理國的情況來看，卻是另外一種情景。在整個宋代，大理國統治者沒有主動向宋王朝發動過任何軍事進攻，相反，。宋初，大理國王遣使入宋請求內附，宋太宗封其為“云南八國郡王”。宋徽宗時，大理王段和譽又遣使入宋，貢獻方物，請求冊封，宋徽宗封其為云南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上柱國、大理王。在官方往來的同時，民間的經濟文化交往更是極為頻繁，著名的博馬貿易更是盛極一時。值得注意的是，在交換日常生活用品的同時，大理還從宋購回大量的漢文典籍，其中包括《文選》五臣注、《五經》廣注、《春秋后語》《本草》《初學記》、張孟《押韻》《五藏論》《大般若十六會序》等。有意思的是，大理至宋進行貿易的商人在與宋朝地方官交往中，表達出了這樣具有濃厚文化意味的辭令：“知己之人，幸逢相謁。言音未同，情慮相契。吾聞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會者，豈不習夫子之言哉!”[14]

大理文化以漢文化為主干建構而成，這有許多文化要素可以證明。元初，郭松年在《大理行記》中對大理文化作了這樣的概括：“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于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語言、書數，以及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陣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行為，略本于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盵15]這表明，、漢族人民交往及和戰，漢族文化已廣泛滲透融合進入云南地方文化的各個方面，大理文化就是在南詔文化的基礎上，繼續廣泛吸收、融合漢文化而形成的一種以漢文化為主干的地方文化。

1253年，蒙古軍隊攻滅大理。，，成為全國的十行省之一。終元明清三代，，除了在少數地區和中曾實行了一定時期的土司土官制度外，云南地區的典章文物制度，無不與全國同。即使土司土官制度在一定時期后也逐漸喪失其作用而被廢止。這表明，從大理國時期起，特別是元、明、清三代，，漢文化在云南得到了最為廣泛的傳布和深入，成為云南地方文化中的主流和主導，對原有的各文化起到了一種規范和統攝的作用，漢文化在云南文化中的統治地位得以最終確立。

上述分析表明，漢文化在云南地區的傳布并最終形成為一種統攝各文化的主流文化確乎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從總體上來說，是由于漢文化所具有的巨大而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及強烈的滲透力和凝聚力，或者說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在文化上也具有強烈的一致性和整體發展趨向。在漢文化成為云南地區的主流文化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漢文化與云南各文化仍然存在著互相交融滲透補充的趨向，這種文化上的互相滲透和交融無論是對漢文化還是對各少數文化都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和豐富。并且即使漢文化成為云南的主導文化，云南各少數文化仍然具有強烈的生命活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